開國中將丁秋生（1913年11月9日—1995年1月4日），是我軍著名的高級將領，優(yōu)秀的政治工作領導者。他出生于湖南省湘鄉(xiāng)縣蓮花灣鄉(xiāng)一個貧苦農(nóng)民家中。1930年，16歲的丁秋生參加紅軍，1931年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，1932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產(chǎn)黨。他參加了一至五次反圍剿戰(zhàn)和二萬五千里長征�？谷諔�(zhàn)爭時期，他歷任魯南軍區(qū)八師政委、華東野戰(zhàn)軍三縱政委、三野22軍政委等職。新中國成立后，他先后任浙江軍區(qū)副政委、北海艦隊政委、南京高級步校政委。1955年9月被授予中將軍銜。
那么，丁秋生是怎樣從湖南到江西安源，又是怎樣走出安源煤礦的呢？有一本書《跟隨毛委員出安源》就講清了這個過程。
丁秋生的童年是在貧窮、饑餓、痛苦泥淖中奮力掙扎、跋涉過來的。在他出生前，父親便離家遠走，下落不明，杳無音訊。撫養(yǎng)他和哥哥的重擔完全落到了母親一個人肩上。為了活命，在丁秋生七八歲時，母親帶著全家輾轉(zhuǎn)流落到安源煤礦。母親給人做傭工，縫補漿洗衣服，打零工。哥哥到煉焦廠做工，1926年參加了北伐軍，從此音訊阻隔，下落不明。丁秋生則加入了揀煤渣的隊伍中，其所受的打罵、屈辱，一言難盡！
為了分擔母親的壓力，丁秋生10歲剛過，就到賈家沖一個賈姓私人開的小煤窯當小工，13歲進安源煤礦六方井當起了井下童工。當煤礦童工時所受的罪，是丁秋生噩夢一般的記憶。他在晚年的回憶錄中寫道：“這種苦，今天的青少年是想像不到，更是難以理解的�！�
對于井下勞作的艱難情景，丁秋生描述得十分具體：“童工的主要工作是下井拖煤。我們憑著瘦弱的身體，在直不起腰、抬不起頭的巷道里，借著暗淡的小煤油燈光爬行。遇到上坡時，腳尖蹬著梯道，手扒在地上，拖著沉重的煤箕，一步一步地艱難往上爬；下坡時，用頭頂著、用手撐著煤箕，腳蹬著梯道，臉朝地，背朝天，一步一步向后退著走。有的時候稍不小心，身上腿上被煤碰得青一塊紫一塊。”“為了完成資本家規(guī)定的定額，我們每天至少要干12個小時以上的活，累得頭昏腦漲，腰酸背痛�！薄百Y本家只顧賺錢，不管工人死活。安全設施極差，冒頂、穿水、瓦斯爆炸等事故經(jīng)常發(fā)生。”
而吃住條件更是牛馬不如。丁秋生寫道：“我們住的是幾十人一間的房。睡的是五二層床，人多房小，擠得喘不過氣來。一到夏天，蚊子臭蟲咬得整夜都睡不著。吃的是發(fā)霉的糙米飯，不見油的辣椒煮白菜根，整天似飽非飽。至于穿的就更可憐了，破破爛爛，補丁加補丁。一到冬天，凍得哆哆嗦嗦的……”
筆者讀到這些詳盡逼真的文字時，不禁心顫心悸，也進一步明白了為什么煤礦工人革命性最強、斗爭最勇敢；為什么“他們特別能戰(zhàn)斗”，最聽黨的話，一心跟黨走。
最長的黑夜也有天亮時。中共一大之后，黨相繼派出一批批干部，到安源煤礦宣傳黨的主張，啟發(fā)礦工的階級覺悟，建立工人俱樂部和黨的組織，開展工人運動。這給丁秋生等一萬多名“炭古佬”帶來了希望與光明。
特別是1930年農(nóng)歷八月初，毛澤東同志率領紅軍來到安源。幾千名礦工聚集在工人俱樂部門前的廣場上。主席臺上掛著“打倒資本家，工人求解放”“砸爛舊制度，建立蘇維埃”的紅布橫幅。礦工們精神抖擻，群情沸騰。丁秋生為了看清毛委員，左拐右鉆，擠到主席臺旁邊，索性爬到臺側(cè)的一棵大柳樹上。毛委員的講話他聽得清清楚楚，場面上的一切看得真真切切。
毛澤東講，工人干的是牛馬活，吃的是豬狗食，根子是窮人身上壓著三座大山。所以，工農(nóng)要解放，就要團結(jié)起來，拿起槍桿子，打倒帝國主義，打倒封建勢力，打倒貪官污吏，推翻舊制度，建立蘇維埃政權，由工人農(nóng)民來當家做主人！毛委員號召廣大工人參加工農(nóng)紅軍。
正是在這次毛澤東的號召下，丁秋生毅然決然地與伙伴們在紅三軍團三師特務連的“擴紅點”上報了名。母親怕有危險，淚流不止，但丁秋生還是跟著紅軍走了。此后他再也沒回過家，直到1944年母親去世，也沒能見上苦命的母親一面。這是他終生的遺憾！
由于丁秋生是聽了毛澤東的演講、響應“擴紅”號召，立即直接參軍的，所以他的傳記書名為《跟隨毛委員出安源》。
走出安源煤礦的丁秋生，這位年僅16歲的少年，在紅軍這個大熔爐中，在你死我活的革命戰(zhàn)斗年代，不斷成長進步，揮戈馬上，屢建功勛。新中國成立后，成為開國中將，再立新功，作出了卓越貢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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